在西单上班的鲁迅,是如何以饭局建构朋友圈的?——民银总部驻地文化底蕴之三
袁世凯1912年任总统后,成立了新教育部,继续任命蔡元培为教育部总长,办公地点就设在如今的西单教育街1-3号院,也就是民生银行总部所在的这片区域。
鲁迅在图中教育部上班,也是如今民生银行总部所在
民生银行总部示意图
当时的教育部内设立了三个司:普通教育司、专门教育司和社会教育司。司下设科,每个科三到四名工作人员。起先除司长外,科内并没有设职务,都是部员。鲁迅分在社会教育司第二科任部员,负责文化、科学和美术。这个科加上鲁迅在内,总共只有4名部员,分别是鲁迅、许寿裳、齐寿山和冀贡泉,机构真的是精简。
1912年8月,教育部开始内设参事和佥事等职务。鲁迅由教育部总长推荐、副总理任命为“佥事”,并调整到社会教育司第一科当科长。这个科长相当于今天的处长,大概属于县处级干部,但是由副总理发文任命,似乎又比县处级职务还要高。
鲁迅虽为“吃国家粮”的北洋政府官员,但是工作作风却密切联系群众。一次与同事齐寿山到天津去调研考察“新剧”,下午坐火车去,晚上借住在同事齐寿山的一个本家寓内。明明是出公差,竟是“借住”“同事本家寓所”。
鲁迅一生耿直、倔强、犀利,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有点“毒舌”,一般人都跟他处不来,但是齐寿山是个例外。要论起鲁迅一生的挚友,除了绍兴老乡许寿裳就是齐寿山(他哥哥是齐如山,梅兰芳的支持者)。
我们都知道,鲁迅有个突出的习惯就是写微博,哦不对,是写日记。齐寿山一直是鲁迅在教育部的同事,鲁迅全集里提及“齐寿山”两百来次。生活上,齐寿山是鲁迅的得力助手,经济上,齐寿山是鲁迅坚实的后盾。说白了就是经常借钱给鲁迅,1923年鲁迅在阜成门内西三条胡同21号买了6间房子,花了800大洋,就是许寿裳和齐寿山各出了400。话说,在北京买房完全靠朋友,也是没谁了(说句心里话,好想认识这样的朋友!)。政治动乱的危急关头,齐寿山更是站在鲁迅一边,给予无私的支援。
鲁迅的另一位同事名叫冀贡泉,他和鲁迅先生在教育部时,是“同司同室”,“同司”是社会教育司,当时由夏曾佑任司长;同室则是两人在社教司一间大统屋内辟出一单间同桌办公。冀贡泉在教育部只和鲁迅共事一年,1913年就回到老家山西太原,出任山西法政学校校长。
从鲁迅日记可知,1913年4月27日,鲁迅等“同人”曾在“劝业场”小有天饭店“公宴冀公贡泉”,那大概是为冀返归故里饯行的。
俩人在教育部供职时期,因思想一致,相处非常融洽,据鲁迅日记记载,“冀先生曾介绍一些同乡赴京报考知事”,鲁迅欣然为其作保。冀贡泉做律师也是鲁迅出面担保。同事期间,鲁迅、冀贡泉、许寿裳、齐寿山等人经常相邀到酒店喝酒,议论国是,寻求真理。鲁迅虽为绍兴人氏,而独喜喝汾酒。冀贡泉多次特地把鲁迅所喜欢品尝的山西名特产杏花村汾酒赠送给他。
当时他们所在的社教司第一科分管北洋政府的文化艺术工作,虽然军阀政府对文化建设兴趣不大,但鲁迅和他的一些同事还是办了许多令后人感怀的文化建树:制定注音字母、举办儿童艺展、查禁不良小说、倡导美育、考察新剧、筹建历史博物馆和京师图书馆(今日北京图书馆)等,都凝聚着鲁迅的心血,也不无冀贡泉的参于。比如向全国各地调查征集展品和图书,山西官书的调京等,都有冀的相助之劳。
1915年,冀贡泉到了北京,曾在“泰丰楼”招饮鲁迅等人。两日后,鲁迅往冀下榻的“高升店”回访不遇。冀贡泉转任山西大学法科学长,往北京聘请教员时也总是抓紧时间,同鲁迅先生见面。《鲁迅日记》还记载了1916年7月21日原教育部同仁鲁迅、许寿裳、齐寿山等“共燕”冀贡泉于京城“益昌”饭庄等。反映了当时冀与鲁迅先生的交往确是非常密切。
冀贡泉在回顾往事的时候说到,有一次在北京见到鲁迅先生,先生开玩笑地对他说:“你还是办政法学校,造就公、侯、伯、子、男吧。”冀先生说:“这正是洪宪在酝酿的时候,他接近蔡孑民先生知道消息,我深深地记住了这两句带讽刺的话。”
1939至1947年冀贡泉赴美旅居。1949年后,历任中国政法大学第三部主任、中央法制委员会委员、山西省人民代表、省政协委员、省文教委员会主任、省政协副主席等职。曾参加起草《婚姻法》和释放日本战俘的工作。他的两个儿子冀朝铸和冀朝鼎,都是非常有影响力的人物,前者曾做过原联合国副秘书长,后者则打入国民党政府内部,成为国民党政府货币政策的制订者,为中国统一做出了突出贡献(事迹参见(中国“第一经济间谍”冀朝鼎))。
冀朝铸夫人汪向同在《我的丈夫冀朝铸》一书中披露,冀贡泉一家赴美国,是受周恩来指示而行动的。当时周恩来同志交给冀家父子的任务有两点:一是在全球性的反法西斯战争期间,促进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建立及壮大;二是促进中美人民友好,并促使美国人民支持中国人民抗日,建立新中国。
建国后,冀贡泉曾写下《我对鲁迅壮年的几点印象》一文,这是一篇回忆鲁迅北京教育部时期的重要文献。文中,冀贡泉谈到他对“鲁迅壮年”深刻的印象:“他整天看书,不把时间浪费在闲谈上。”、“不苟言,不苟笑。”、他爱提“人定胜天”这句话、“他对民主的态度,是非常热烈的。”、“他的生活勤劳朴素”……在冀贡泉心目中的鲁迅,是“直、谅、多闻的益友”,是“望之俨然,即之也温,听其言也厉”的君子。”
鲁迅和许寿裳关系最持久,和齐寿山却最为形影不离。俩人在中午或晚上下班后,经常跑到马路对面的和记牛肉馆(原址如今为中国人保大厦大楼)吃面,鲁迅最爱他家的清汤大块牛肉面,边吃边聊。其实周围有很多更好的馆子,但是鲁迅单单喜欢这家,价格便宜,贴近群众。例如,1917年12月28日的日记中记道:“午同齐寿山及二弟在和记饭。”1918年正月廿三的日记中提到:“微雪。午二弟来部,并邀陈师曾、齐寿山往和记饭。”
清汤大块牛肉面(示意图)
鲁迅这个人别看这么瘦,但其实是个吃货,鲁迅日记里共记载了北平有名餐馆共六十五家,除了离工作地点最近的和记牛肉小馆外,去得最多的是宣武门外菜市口附近的广和居。
广和居是北京“八大居”之首,店址在宣武门外菜市口附近的北半截胡同南口路东,1932年停业。这里是北京文人雅士以及官员常常聚会的地方,在民国时期非常兴盛出名,曾有人书写楹联:广居庶道贤人忘,和鼎调羹宰相才。鲁迅经常到这家店一个重要原因是距离近。鲁迅当时住在山会邑馆(绍兴会馆前身),所在的胡同就斜对着广和居大门。如有客人拜访,鲁迅甚至会直接让广和居送“外卖”到家里。
鲁迅当时还和弟弟周作人住在一起,兄弟俩实行“共享经济”。夜晚被叫春的猫吵得无法入眠,两兄弟便搬凳子,操竹竿,爬到院墙头上做棒打鸳鸯的勾当。有一回沈尹默去绍兴会馆看鲁迅,碰巧有人在墙边小便,他看见鲁迅正用一弹弓聚精会神地瞄准此人的屁股。
虽说随地小便不对,鲁迅好歹也是个教育部的官员,还是大学教授,居然如此不拘小节,童心大发,跟教科书里那个严肃的形象差距也太大了。不过这才是鲜活的鲁迅。
广和居的菜式基本上是宫廷菜改造的,它的菜多有典故,富有文化内涵。比如其招牌菜之一的“潘鱼”,就是晚清翰林潘祖荫创造的,以前叫做潘氏清蒸鱼。还有一道“曾鱼”,是曾国藩创造的。这自然让官员和文人感兴趣,还会引来很多附庸风雅的人。鲁迅最喜欢吃广和居的三不粘,是用鸡蛋清、糯米粉、白糖烹制而成的。除此外还有炒腰花,是先焯再爆炒而成的。及辣鱼粉皮和加辣椒等的梅干菜扣肉等等。
三不粘
这道菜讲究烹制时动作快,成品似糕非糕,似羹非羹,用汤匙舀食时,要一不粘匙,二不粘盘,三不粘牙,清爽利口,故名“三不粘”,还有解酒的功用。爱吃“三不粘”大概也与鲁迅爱喝酒有关系。鲁迅属于每顿饭必喝酒的人。史料记载,他和浙江老乡郁达夫喝酒的次数最多。鲁迅酒量不大,经常喝得酩酊烂醉,而且在喝酒的过程中烟不离手。郁达夫在1933年曾作诗赠与鲁迅,其中写道:“醉眼朦胧上酒楼,彷徨呐喊两悠悠,群盲竭尽蚍蜉力,不废江河万古流”。鲁迅好酒这事还常被人拿来攻击讽刺,曾有人在报纸上发表漫画,画着一大坛绍兴酒,旁边缩着一个很小的鲁迅。
说起来,还是以前的人会玩,玩得有文化,从唐朝起,文人们就喝酒吟诗作对,高兴起来还会现场挥毫泼墨,哪像现在人只会用手机给菜拍照发朋友圈。
鲁迅和郁达夫喝酒常用的下酒菜是炒腰花、辣鱼粉皮、砂锅豆腐等。广和居的炒腰花做法比较特别,用两口锅同时进行炒制:一口锅加猪油和花生油烧热,另一口锅里煮水,将切好的腰花放进热水去焯。
油温升到最高时,马上把腰花从水中捞出放入油锅爆,旋即放在漏勺里,留一点底油炒一些青蒜苗、木耳,再把腰花加进去快速的翻炒,勾好芡,加姜水、料酒、酱油、味精、糖、醋少许即成。先过水后过油,能让炒好的腰花呈金红色并保持脆嫩,非常适合下酒。
炒腰花
辣鱼粉皮在清末民初的时候叫四川辣鱼粉皮,但这个菜实际上是老北京的菜,是北京菜中非常少见的加干红辣椒制作的菜品。
鲁迅喜欢吃辣,他不是据说不喝咖啡么(“世上本无天才,我只是把别人喝咖啡的时间都用在了工作上”,实际上因为社交需要他常去咖啡厅见粉丝,聊工作,咖啡肯定也是常喝的),因此他用吃辣椒解困,后来就上瘾了。1918年5月鲁迅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短篇小说《狂人日记》,成为十万+的爆款文。这个小说被另一位文化界大V胡适强烈推荐,疯狂点赞,称之为中国现代小说的“开山之作”,称鲁迅为“新文化运动的健将”,一下子给鲁迅吸了好多粉丝。为此鲁迅专门请胡适到北京绍兴会馆吃饭,第一道菜就是放过辣椒的梅干菜扣肉。
鲁迅与胡适
这个菜胡适非常喜欢吃,但他好奇菜里有辣,便问鲁迅:“据我所知江浙一带人爱甜不爱辣,先生好像是个例外?”鲁迅答:“绍兴人确无吃辣椒之好,独鲁迅有辣椒之嗜,我是以此物解困。夜深人静、天寒人困之时就摘下一支辣椒来,分成几段放进嘴里咀嚼,只咀嚼得额头冒汗,周身发软,睡意顿消,于是捧书再读。适之先生可以一试。”胡适听了大笑,这段故事说明二人关系一度曾非常融洽,谈笑风生,但后来竟成反目,互相拉黑。
带辣的梅菜扣肉
鲁迅吃遍北平八大楼,同和居的炸虾球和混糖大馒头,东兴楼的酱爆鸡丁,致美楼的抓炒鸡丝和糟溜鱼片都是他的最爱。偶尔他还涉足一些当时的苍蝇馆子,如龙海轩的软炸肝尖,南味轩的糖醋黄鱼和虾子蹄筋都吃。最讨厌吃闽菜及配料里的红糟。
日记对于鲁迅来说,就是一个微信朋友圈,再加上私人订制版的“小众点评”,吃得高兴了,不吝给予五星好评,吃的不爽,则毫不客气给个黑脸差评。
鲁迅1932年2月27日日记:“午后胡适之至部,晚同至东安市场一行,又往东兴楼应郁达夫招饮,酒半即归。”看来这次吃得不太高兴,或许为胡鲁两人纷争的开端之一。
东兴楼(原址在东安门大街路北,如今在东直门内大街)
鲁迅身为医科出身,好歹也得算半个医生吧,但是饮食习惯却一直不咋地,超爱吃各种零食,尤其嗜甜食,在教育部每月领了工资,先去法国面包店买两款共四十个奶油蛋糕再说。13到15年,他在稻香村共买了15次点心。其它如豆沙羊羹,满族点心沙琪玛,杭州小吃猫耳朵,类似四川油麻元的山西煮饼,广东顺德用大米加糖水发酵的桂花或玫瑰伦教糕。至于后被称为鲁迅饼的,则他的第一任妻子朱安的拿手点心:用白薯切片裹上面粉鸡蛋油炸而成的。
鲁迅饼
著名作家萧军回忆说,鲁迅对北方的面食和菜品非常喜欢,回到上海后还念念不忘。许广平甚至曾想为其请一位北方厨师到上海,因为厨师薪水太高,才打消了这个念头。
由于长期吃糖,鲁迅一直饱受牙痛困扰,1925年,鲁迅的《从胡须说到牙齿》中写道“我从小就是牙痛党之一”。不过,鲁迅从不认为是自己爱吃糖导致牙疼,而是一股脑把锅甩到遗传上,他认为牙痛也是父亲赏给自己的一份遗产,因为他父亲的牙齿也很坏。于是或蛀,或破,终于牙龈出血了,无法收拾;住的又是小城,并无牙医,惟有《验方新编》是唯一的救星;然而试尽“验方”都不灵。后来,一个善士传给鲁迅一个秘方:择日将栗子风干,日日食之,神效。风干的栗子想必味道不错,然而似乎并无“神效”。鲁迅只得看中医,服汤药,可惜中医仿佛也束手了。鲁迅成为一生的“中医黑”,牙痛这事也是贡献不小。
鲁迅与胡适、梁实秋以及自己的弟弟周作人交恶,根本原因是胡适这样的留洋人士自诩社会上层精英,对于社会底层不屑一顾,甚至还要刻意嫌弃疏远,标榜自己的文雅和高贵。鲁迅虽然自己也是留洋的社会精英,却极为看不惯这样的做派。这一点,从鲁迅与弟弟周作人反目中就可以看出来。鲁迅整日劳顿,出门坐的是黄包车。而周作人与日籍妻子信子一家,出入动辄轿车,奴仆成群,极尽奢华。鲁迅曾感叹地说:“自己黄包车运来的,怎敌得轿车运走的?”
鲁迅与周作人
那时候没有滴滴打车,鲁迅出门近道就腿着去,远了就坐人力黄包车,并经常与司机师傅聊天,他以文人雅士不屑一顾的黄包车夫为主人公,写出了震撼人灵魂的《一件小事》,让那些达官贵人和清雅高贵的文人们,真切的感受到这些在他们眼中的贱民人格的伟大力量,以致在这种力量的威压下要榨出他们人性沉沦堕落自私的小来。
鲁迅侄女周晔写的《我的伯父鲁迅先生》中提到:鲁迅先生看到一个黄包车夫坐在地上脚部被玻璃戳伤,赶紧从家里拿来镊子纱布和药并亲自俯下身躯给黄包车夫包扎伤口,并给他钞票养伤。看后真的让人动容!一个穿长衫的给一个衣衫褴褛的“下等人”这样关爱这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特别是那些自认为是高贵的人是无论如何也不会做的,他们有的只是一颗冷漠自私的心。
1922年的一个秋晨,北京天气很冷,鲁迅外出办事后坐车回寓去,结果从黄包车上摔下来,把门牙磕掉了两颗。这件事在鲁迅的《从胡须说道牙齿》一文中有详细记载:“天气很冷,所以我穿着厚外套,带了手套的手是插在衣袋里的。那车夫,我相信他是因为瞌睡,胡涂……自己跌倒了,并将我从车上摔出。我手在袋里,来不及抵按,结果便自然只好和地母接吻,以门牙为牺牲了。”
如果换做与鲁迅相同身份的其他“上等人”,恐怕接下来就要对黄包车夫恶语相向拳脚相加了,至少也得索赔,然而鲁迅只是轻描淡写,并未责怪黄包车夫,甚至还给予理解,同时以此自嘲。鲁迅先生了解黄包车夫的疾苦,同情热爱下层劳动人民,和他们有着强烈的情感共鸣,所以才会对黄包车夫的过失,予以理解和宽容。
当时鲁迅已在北京女子师范学院兼职上课,于是众位女学生们就看到平时一脸严肃的鲁迅先生,满口漏风地讲课半年,1923年之夏才镶好那两颗门牙。
当时的舆论疯传,鲁迅的门牙是被段祺瑞政府的军警打落的。这是怎么回事呢?
1925年10月26日,段祺瑞政府根据1922年2月华盛顿会议所通过的九国关税条约,在北京召开所谓“关税特别会议”。北京各学校和团体五万余人集会,反对关税会议,主张关税自主。刚至新华门,即被大批武装阻止、殴打,群众受伤十余人,被捕数人,造成流血事件。报纸报道:“北大教授周树人(即鲁迅)门牙确落二个。…… ” 鲁迅虽然与段祺瑞政府并不对付,但是也不愿无端将脏水泼在对方头上,于是撰文辟谣, 那天他“确”没上街;门牙“确落二个”,是因为之前“祭孔”。
从1912年至1926年,鲁迅曾经三次脱离教育部。第一次是1917年7月,因张勋复辟愤而离职不干;第二次是1925年支持女师大学潮,被教育总长章士钊免职。第三次是1926年8月被迫离职。
我们先来说说第二次免职的事。从1925年开始,同时在教育部工作和女师大兼教员的鲁迅,因为写文章揭露军阀临时执政段祺瑞和教育总长章士钊解散女师大、反对学潮,同时还批评了女师大校长杨荫榆、“现代评论派”胡适和陈西莹等人,8月被教育总长章士钊免去佥事。理由是:“窃查官吏服务,首先恪守本分,服从命令。兹有本部佥事周树人,兼任国立女子师范大学教员,于本部一令停办该校以后,结合党徒,附合女生,倡设校务维持会,充任委员。似此违法抗令,殊属不合,应请明令免去本职,以示惩戒(并请补交高等文官惩戒委员会核议,以完法律手续)。”
鲁迅与章士钊
得到免职令后,鲁迅迅速撰写起诉书到平政院起诉教育总长章士钊,否认支持学潮,并指称章士钊“滥用职权”。鲁迅诉状说:
“树人充教育部佥事,已十有四载,恪恭将事,故任职以来,屡获奖叙。讵教育总长章士钊,竞无故将树人呈请免职。查文官免职系属惩戒处分之一,依文官惩戒条例第十八条之规定,须先交付惩戒,始能依法执行。乃竟滥用职权,擅自处分,无故将树人免职。”
平政院立即受理了,并要章士钊写出了答辩书。答辩书强调鲁迅“勾结”女师大“教员、捣乱分子及少数不良学生”,“公然与服务之官署悍然立于反抗地位”,并“据接收委员会报告”,“亲见该员盘踞校舍,集众开会”,免去鲁迅佥事并无不妥。
鲁迅又马上写出了互辩书,否认“勾结”、“集众开会”等之事,指责章士钊滥用职权。
幸运的是,在鲁迅送达互辩书后不久,“北京的政治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南方国民革命政府正在酝酿北伐,这年的11月,中共领导的北方革命运动掀起了一个高潮,北京各界人民群众不断举行集会游行,呼喊“打倒军阀政府”、“惩办卖国贼”等口号,把章士钊等卖国贼的住宅也给捣毁,章士钊吓得躲到天津去了。
等到平政院将鲁迅的互辩书再次送到教育部时,新任教育总长易培基已不认帐:“此案系前任章总长办理,本部无再答辩之必要。”并于1926年1月26日发出饬令,恢复鲁迅在教育部的原有职务。一场与章士钊的斗争终于以鲁迅的胜利结束了!
但是好景不长,到了1926年,段祺瑞开始对爱国学生大肆屠杀。鲁迅的学生刘和珍等47名学生在“三一八惨案”中遇害,地点是在铁狮子胡同(现在的张自忠路)。鲁迅愤而写下《纪念刘和珍君》,其中一句“沉默呵,沉默呵!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已成为广为传颂的名言,这篇文章也成为鲁迅的一篇深度爆款文,在朋友圈内广泛转载。
此后,段祺瑞政府对鲁迅、李大钊等革命者公开通缉,鲁迅只得于8月26日离开教育部,跑到南方谋求新的发展。从此,教育部的职业生涯正式结束了。鲁迅先是来到厦门大学,后又去了广州中山大学,直到后来寓居上海病逝。
鲁迅在北京工作的这段时间,西单附近的餐饮业继承了清代以来的传统,达到了史上最繁盛的时代,西来顺、大地西餐厅、大陆春、新陆春等十几家馆子雨后春笋般涌现,开张迎客。宣南春、万家春、四如春、新南春、新路春、淮扬春、大陆春、庆林春、春园、同春园、方壶春、玉壶春等以春字为堂号的馆子争雄斗妍。“长安十里遍是春”说明了当年的盛景。“八大春”在“长安食街”形成了小气候,虽都是以春字为字号的馆子,可经营的风味不一样。宣南春、春园、同春园三家卖的是江苏菜;其余的“春”有广东菜有四川味。
可以推想,对于工作地点附近的那些大小馆子,喜爱口腹之欲的鲁迅可能大多光顾过,即使有些没有写到日记中。随着鲁迅离开北京,西单附近的餐饮业也跟着没落了,其原因是当“国都”南迁金陵时,一些政府机关也随迁到了南京,西单附近饭店的主要服务对象是政府的公务员,因此失去了往日的辉煌而相继停业。
餐饮业是社会、政治的晴雨表。长安街上走红的八大春因社会动荡、变化,十几年的工夫便相继倒闭。《吃在西城》一书介绍,“日伪统治时期,内忧外患,战火连绵,物价飞涨,民不聊生,整个社会消费水平下降,饮食业处于半停顿状态。国民党统治时期也是如此,饮食业失去昔日风采,逐渐衰落下去,至1946年,八大春中有‘七春’倒闭、歇业,仅存的仅有同春园一春了。”
“西塞山前白鹭飞,桃花流水鳜鱼肥”。这是唐人赞鳜鱼之美。同春园烹鳜鱼以“松鼠法”为独到。菜上桌佐以趣闻典故,美味更在名菜外。据说同春园开业之初,王世枕就是以松鼠鳜鱼为头道大菜,引食客“闻香下马,知味停车”。松鼠鳜鱼叫座,几乎是桌桌必点。独到之处先是味儿。属糖醋口,甜中微带酸;菜肴质地外松脆而里鲜嫩。制作功夫除味以外,重在造形,且感觉鲜活,上桌浇汁吱吱做响。刀工错落有致,火候焦嫩适度,汁芡甜酸适口,成菜“竖伏盘中”,像俯首缓行的松鼠。
松鼠鳜鱼
当年齐白石老先生就特好同春园松鼠鱼这口儿。一回,白石老人带着关门弟子娄师白到同春园会友,下黄包车后,娄师白因急于搀扶白石老师,车将长衫剐破。由于娄师白家境贫寒,一看就这么件正经衣服还给剐破了,十分心疼。
白石老人为让弟子开心,进得同春园索要纸笔,挥毫作了一幅《补裂图》,画上还题诗一首:“步履相趋上酒楼,六街灯火夕阳收。归来未醉闲情在,为画娄家补裂图。”
齐白石补裂图
新中国成立后,西单的餐饮又恢复了勃勃生机,其中代表就是八大春中唯一硕果仅存的同春园。同春园原本在长安街路北,1954 年,长安街扩宽马路,同春园迁到了西单十字路口西南角把口儿(如今西单光大银行大厦那个位置)。
同春园经营的是江苏风味,是淮扬、金陵、苏锡、徐海四大流派之综合。南京曾是六朝金粉之地,饮食之繁盛不逊京都。有民间传说,六朝梁时云光法师在雨华台讲经,见有“天厨”前来献食,便说“善为滋味,和齐皆有方法。其所制肴馔珍馐胜过宫中膳食”。远在唐宋时期,秦淮河酒宴常是“堂上三千珠履客,瓮中百斛金陵春”。可见,苏菜历史之久远、“天厨”技艺之高超。
而说到名菜,到同春园必点的一道菜是水晶肴肉。肴肉之美近代文人以诗行赞誉:风光无限数金焦,更爱京江肉食饶。不腻微酥香味溢,嫣红嫩冻水晶肴。肴肉也叫水晶肴蹄,300多年前就在名肴之列。清《丹徒县志》:肴蹄色鲜艳透明故以水晶肴蹄而称之。有“肴肉不当菜,镇江一大怪”的说法。说镇江人清早上馆子,经常泡壶茶,再来碟姜丝和香醋,一盘肴肉代之以“早食”。同春园做肴肉已有70余年的历史。菜肴独到之处在于:集香、酥、鲜、嫩于一菜。入口精细香酥,食不塞牙,肥肉去脂之口感特点。
水晶肴肉
著名的京剧艺术大师梅兰芳先生的六十大寿就是在同春园办的。大师肖长华收徒也在这儿设宴庆贺。上世纪五十年代京剧名家谭富英每到长安大戏院演出,一准儿就到同春园吃饭。梅兰芳的书法、王雪涛的鸡、齐梁羽的菊花、孙菊生的猫和菊花、娄师白的牡丹等同春园都有。1999 年,为迎接国庆五十周年大典,西单路口大面积改造,同春园再次迁址,在新街口外大街甲 14 号的十月大厦安了新家。
建国后,这里又成为新中国教育部的所在,后来迁至西单大木仓胡同。改革开放之后,在教育街最有名的餐馆则是湘鄂情的西单旗舰店。然而由于其过于走高端路线,价格太不亲民。在2012年八项规定出台后,曾经风光无限的湘鄂情折戟沉沙,关门大吉。
如今在湘鄂情原址的饭店名叫淮扬府,继承了当年同春园的江苏菜基因,主打经典及创新淮扬菜。
如今民生银行的小伙伴们,下班之后去淮扬府小酌,可以顺便畅想当年鲁迅就是在这里办公,梅兰芳、齐白石当年就是在附近吃着一样的菜肴,回忆那些文豪或艺术家们脍炙人口的作品,也是人生一件乐事了。
说完了西单的西南角,最后顺便说一说西单路口其他几个角的典故。东北角也就是如今中国银行大楼的区域,明朝时属于刑部,因此附近曾有一条街叫做旧刑部街。辛亥革命后,那里变成了奉天会馆。1928年,奉系军阀张作霖败走北京,奉天会馆从此衰落。
西单路口旧景
1930年9月14日,奉天会馆东院改为剧院,其名称取自英语单词“快乐”(Happy),但是,经营者英文不好,误拼为“Haipy”,故而因错读做“哈尔飞”,这就是著名哈尔飞剧院。
哈尔飞曾经是京城整个西部地区唯一的戏院,因而在开业以后直到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之间的这段时间内,是北京最为火暴的戏院之一。哈尔飞主要演出京剧,穿插演出其他剧种,以迎合观众的口味。许多梨园名家如马连良、周信芳、梅兰芳、杨小楼、程砚秋、尚小云、荀慧生、高庆奎、李多奎、杜丽云、金刚钻、白玉霜等都与哈尔飞有着或长或短的合作关系。除了传统戏曲节目,话剧、歌舞等现代舞台艺术也是哈尔飞经常上演的,当时比较著名的益智白话新剧社、上海明月歌舞团都曾经在哈尔飞进行过演出,演出内容大多是反应科学与民主精神的新编话剧、音乐剧和歌舞节目,在社会上引起一时的轰动。
这个哈尔飞剧院为啥这么进步呢?因为曾是著名的红色间谍阎宝航战斗过的地方。1929年,阎宝航从英国爱丁堡大学研究院毕业回国后,相继组织起“辽宁省国民外交协会”、“辽宁省国民常识促进会”和“辽宁省拒毒联合会”3个反日群众团体,分别被选为主席、总干事、会长,进行了一系列反日斗争。
1931年“九•一八”事件爆发后,阎宝航化装逃亡北平,联合曾任张学良秘书的高崇民等人,由张学良资助30万元,于9月27日在哈尔飞大戏院正式发起组织“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在27位“救国会”委员中,阎宝航任常委兼政治部长,为抗日救亡奔走呼吁,组织武装力量,并募集钱款衣物援助东北义勇军抗日。他的后续谍战经历,欢迎转到(【原创连载】蒋介石身边的中共谍报大师——惊心动魄的中共情报战(十一))继续观看。
1939年改称哈尔飞瑞园茶社,专营曲艺杂耍,不再上演戏剧;1940年瑞园茶社宣告停业;曾在奉天主办过《文艺画报》的天津人杨宜之、奉天人吕晚雷两人集资承租瑞园茶社,将其改建为大光明影院,由于时局多变,其间多次歇业;1949年建国后,大光明影院重新开业,并开始实施公私合营;1954年中国戏曲研究院接管大光明影院,改称西单剧场并对外营业;1994年长安街大改造时,西单剧场被拆除。
多少风云俱往矣,如今的西单路口乃至大半个西城,已经是金融业的天下。鲁迅上班的地点变成了民生银行大厦,鲁迅常去的和记牛肉小馆成了人保大厦,曾经名动京城的哈尔飞剧场则变成了中国银行大厦。
上千年白云苍狗,涛声涛灭,城头变幻大王旗。元明清已逝,北洋、民国也成为历史,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创建了新中国。湘鄂情倒了,静雅也倒了,可是百饺园还在。
这里面蕴含着共同的道理:一方面,跟随时代潮流,砥砺前行,与时俱进;另一方面则是放下高高在上的姿态,贴近客户,服务最广大的人民群众,这既是鲁迅的伟大之处,也是中国共产党的成功秘诀“农村包围城市”,也是如今的互联网时代的精神:得屌丝者得天下!
如今金融业也需要调整创新,根据中央金融工作会议精神,第一条回归本源,服从服务于经济社会发展。金融要把为实体经济服务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全面提升服务效率和水平,把更多金融资源配置到经济社会发展的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和实体经济多样化的金融需求。
千言万语道不尽,一言以蔽之就是抓住场景。
联系到本文主旨,饭店是典型的坐商场景,鲁迅正是在这个场景里实现了社交,构建了左翼文学巨匠的朋友圈,这才是鲁迅爱去饭店消费的真正原因。
如今我们已经过渡到移动时代,移动场景的标杆是旅行,新时代的人们物质生活已经极大丰富,精神生活成为迫切的需求。他们拿着手机一边刷朋友圈,一边旅行。如果在这个场景中满足客户的社交和精神需求,使其成为客户构建朋友圈和享受精神生活的过程中必不可少的元素,就可以时时触达客户,就能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和实体经济多样化的金融需求”。
过去已逝,未来已来。与场景的融合,一定会助力历史底蕴非常深厚的西单金融大院,把握时代脉搏凤凰涅槃!西单的金融大院的传奇,必将书写新的一页!
最后,谨以此文,纪念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成立68周年!(68年的今天,教育部在教育街1号院正式挂牌成立。关于新中国教育的具体详情,参见《教师节特辑:峥嵘岁月宏图起——回顾毛泽东时代的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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